“別人都要生二胎，我爸媽不用了，因為他們已經有了小兒子——手機……”江蘇常州市龍虎塘小學六年級學生費東的作品《手機》在中國?江蘇第二屆全國少兒詩會中獲得一等獎。（8月28日《揚子晚報》）

　　作為一項公共政策，“全面二孩”讓許多家庭分享了新生命到來的喜悅，也讓一些“大寶們”在心理上產生不適甚至認知障礙。 “手機成二胎”和大寶爭寵無關，而是聚焦 “失陪”現(xiàn)象——在“手機依賴癥”的裹挾下，父母長時間、經常性的角色缺席，讓孩子們處于一種“缺愛”的境地。

　　在這樣一個快節(jié)奏的時代里，為了更好的生活，許多人都在忙于加班、應酬、打拼；許多形單影只的孩子們，最需要的不是物質欲望的滿足，而是父母多花一些時間陪陪他們。可惜的是，一些父母寧可將有限的時間花在手機上，也不愿意給予孩子更多的愛與關心；這種價值追求的錯位，讓父母和孩子淪為熟悉的陌生人，在情感交流、精神慰藉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。

　　作為一種交往異化行為， “手機依賴癥”通常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同“網絡性格說”、“下班沉默癥”勾連在一起。在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角力中，一些父母寧可去體驗“鏡中我”，卻不愿意卻扮演“真我”，在時間分配上厚此薄彼，在角色轉化上含糊不清；由“手機依賴癥”引發(fā)的社會互動困境一再出現(xiàn)，“手機成二胎”只是一種極致演繹。

　　“手機依賴癥”不是一種單純的交往障礙和心理疾病，而是一種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社會問題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認為，在現(xiàn)代社會，人們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時，很容易被人們自己所創(chuàng)造的東西所束縛，進入所謂“理性的樊籠”；這既是現(xiàn)代社會風險的一個縮影，也是現(xiàn)代社會的一個結構性困境。盡管手機具有強大的魔力，卻并非所有的人都患上了“手機依賴癥”；“手機成二胎”說到底，就在于許多父母對陪伴孩子缺乏價值認同。

　　不論是看管陪同，還是命令說教，抑或用物質滿足代替陪伴，有些父母的“陪著”并不等于“陪伴”，而是“隱形失陪”。父母樂此不疲地玩手機“自嗨”，卻不斷對孩子發(fā)號施令；這樣的“陪著”，說輕一點是不懂教育，說重一點是自欺欺人。真正的陪伴，要關注孩子的心理狀態(tài)和精神面貌，要讓孩子的心靈感受到更多的陽光，而不是家庭教育的生硬與冰冷。

　　“教育技巧的全部奧秘，在于如何愛護兒童”，父母的自顧不暇玩手機，難免會拉大父母與孩子的距離感與隔閡感。“手機成二胎”盡管有些夸張，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孩子渴望關懷、期待陪伴的精神世界。這種并不過分的情感訴求，值得每一個成年人反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