談逃生 教育缺失 讓孩子不能處險應變

　　FW：“歲月”號傾斜之后，船上300多名學生中大多數按照船方指示留在船艙中待命，最終與客輪一同沉沒。反倒是一些沒有聽從指示的學生獲救。韓國目前都在反思“服從”文化，你一向主張打破約定俗成的價值觀，對此作何解讀?

　　范美忠：客輪傾斜之后，就應該根據當時的情況隨機應變，并非一定要有人下達命令才走。這里就涉及到東西方的差異。權威性和服從型人格，會成為我們普遍的特征。東亞文化，都是權威型文化。韓國、日本和中國人，都有服從領頭羊的特點，我們習慣了被吩咐去做什么。而歐美文化則不同，會給個人更多自主決策的空間，會經常自主決策。

　　生存能力應該作為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這反映了長久以來，我們的文化和教育長久沒有賦予孩子身處危險的訓練，也跟我們長久以來沒有給予孩子自主決策和判斷能力有關。因而面對危險時，我們不能隨機應變，這個反思是很有意義的。

　　FW：但也有觀點認為，身處客輪之上，獲救也需要專業(yè)的引導。很難說隨機應變就比接受專業(yè)引導生還概率大?

　　范美忠：聽從專業(yè)引導本身是沒錯的，但是如果沒人進行專業(yè)引導呢?沒有專業(yè)指導就應該自主決策。

　　FW：失事客輪上一名副校長在獲救后自殺身亡，并在遺書中稱，200多名學生生死未卜，是他策劃了這次修學旅行，因此承擔所有責任。你如何看待副校長自殺?

　　范美忠：校長的話是非理性的，因為他事先并不知道船會沉。這只是一個偶然事件，哪怕是他認為自己應該負責，我也不認為他有責任。他的自殺，可能主要因為傷亡人數太多而打擊太大。在極大的打擊之下，他會認為，如果沒有修學旅行，就不會沉船，繼而產生強烈的內疚感。

談改變 變得謙卑 引導學生不做道德審判

　　FW：汶川地震距今已有6年，你是否曾為當初自己的行為而內疚?

　　范美忠：回過頭去看，首先我的行為沒有損害別人，其次那是一個瞬間的下意識，而非一個可以理性自控的過程或機會。本來我還可能有點內疚的，當看到將英勇犧牲當做應該的時候，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。

　　我可以內疚，但是我不能因為要求我內疚而內疚。從道德至高的標準來看，我確實應該內疚。但這種標準一定是內心的一種自發(fā)的渴望，不是用來要求的。

　　FW：如果當時你的學生出現(xiàn)傷亡，你還會這樣認為嗎?

　　范美忠：有傷亡，我會感到悲傷，因為我們長久相處，這是私人情感。但并不代表我有責任，我也不會歉疚。悲傷是一個情感問題，而歉疚是感覺自己未盡責的事。而且并不是我不想救他們，而是我有沒有這個能力。在沒有經過演練的情況下，面對地震這種突然事件，我不能保證自己是一個理性而冷靜的人。

　　FW：當時有很多讓你辭職的呼聲，這是否帶給你工作上的壓力?

　　范美忠：其實我一天都沒有離開工作崗位。汶川地震之后學校就放假了，直到當年8月15日才開學。校長曾口頭通知將我解聘，并跟我說，如果有媒體采訪就說自己被解聘了。如果非要找我麻煩，校長就說學校是災區(qū)，我是到災區(qū)來支教的。

　　現(xiàn)在我準備辭職去別的學校了，其實我挺喜歡教書的。因為近些年這里的學生不愛學習了，課都很難正常上。

　　FW：你現(xiàn)在平時都在做些什么?

　　范美忠：周一到周五都在學校上課，周六帶一個讀書會，周日上午在一個培訓學校給成年人講國學。其他時間都和妻子女兒在一起。平時有空了再打打球，看看書。

　　FW：當初的那場風波，是否讓你有所改變?

　　范美忠：在生活中，我對人的態(tài)度有很大轉變。之前我很喜歡對他人進行譴責，言辭非常激烈。經歷了2008年的事之后，我遭受到當初我對他人一樣的道德譴責。自身意識到對他人不應過多地進行道德指責，對他人人性的弱點應該更包容。一旦這樣，人就會變得平和，不會覺得別人總不好，世界總不好。

　　我也曾認為自己很勇敢，但災難讓我認識到并非如此。人在沒接受考驗之前，往往會對自己有過高的評估。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，往往才能感受到人性的弱點，觸摸到更真實的自己，這時會更加謙卑。后來我教文學作品，就特別引導學生，看到《紅樓夢》里各種人性，不要做道德審判，無論是對賈瑞、賈璉還是薛蟠。我越來越走向莊子的思想，在悟其中的道，也覺得自己越來越有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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